如果投資與投機之間的區別像從前那樣清楚,那么我們或許能夠將投資者想像成為精明的、有經驗的群體,他們在高價位時將股票賣給輕率的、運氣不好的投機者,而在低價位時從投機者手中買回。這種情形在很久以前或許是真的,但從1949年后,就很難將其與金融發展等同起來。沒有跡象表明諸如互助基金的專業操作已經受這種方式引導。在證券中,由兩種主要基金（負債基金和普通股）所持有的公債券的百分比逐年很少有變化,其銷售活動與從較少到較多的允許持有量的努力有緊密聯系。
如果股票市場已經與其固有的邊界失去接觸,而新的邊界還沒有建立,那么本書就不能向投資者提供任何可信的準則,以便通過這些準則將其普通股持有量減少到25％的最小量,并在以后將它們恢復到75％的最大量。我極力主張一般投資者的公債券持有量不應多于一半,除非他對自己股票位置的正確性深信無疑,并且相信自己能夠平靜地對待1962年類型的市場下跌。因而,我反對在那時以多于50％的比例投資于普通股。但是,由于互補的原因,勸告人們將數量降低到50％以下幾乎同樣是困難的,除非投資者對當前的市場水平感到不安,并滿足于在未來的上升中將其投資份額限制在總資金的25％。
這樣,導致我向大多數讀者提出可能是過分簡單的50：50公式。在這個公式中,指導原則就是盡可能符合實際地維持債券和股票持有之間的均等劃分。當市場水平的變化已經提高了普通股的比例時,例如55％,那么可以通過賣掉1/11的股票并將收益轉移到債券而恢復平衡；相反,當普通股比例下降到45％時,則用1/11的債券資金購買另外的股票。
應當指出,耶魯大學根據1937年后幾年的數據復出了幾乎相似的結論,但它是圍繞35％普通股的“正常持有量”變動的。然而,在50年代早期,耶魯大學似乎放棄了過去著名的公式,進而于1963年,在證券組合中股票占了61.5％（在那時,65個類似大學的募捐資金,總計接近50億美元,持有55.8％的普通股）。耶魯大學的例子說明,大的市場上漲對曾經流行的投資準則產生了幾乎致命的影響。然而,我確信50：50模型對防御型投資者是很有益的。它非常簡單,毫無疑問瞄準了正確方向。它給予追隨者以下的感覺,相應于市場發展,他至少做出了某些行動；最重要的是,當市場上升到越來越危險的高度時,它將限制他拿出越來越多的錢投入普通股。
更進一步,在上升的市場中,一個真正的防御型者將會滿足于他的組合投資的一半所顯示的收益；而當嚴重下跌時,他可能從他的境況要比更喜歡冒險的朋友的境況好得多中得到更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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